亞洲的音樂史料及其歷史研究狀況

一、亞洲音樂的史料及其性質

東西方音樂的歷史記載，在其形態(tài)的表述中有著很大的差異。這種差異是由于音樂本  身的性質與敘述音樂史料的性質的不同而形成的，實際上也是構成音樂史特征的重要依  據(jù)。樂譜、傳記、手稿等在歐洲的音樂史研究中占據(jù)了舉足輕重的地位。但是它們在亞  洲音樂史中卻并非如此，樂譜在音樂演奏和實踐中并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，與西方音樂  相比可以說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，其數(shù)量也十分微少(相對來說中國和日本較多  一些)。但不同的是理論書籍、美術、戲劇卻相當豐富。以中國為中心，日本、朝鮮在  一般的史書中以音樂制度、樂律理論、歷史沿革以及音樂美學等的記錄得到了充分地整  理和敘述。它與音樂家的傳記不同，音樂史敘述的整體與音樂的本身同時得到記錄。在  亞洲，除文獻史籍外，考古資料也豐富多彩，令人目不暇接。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  竽、瑟，三號墓出土的筑等樂器；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、編磬；浙江余姚河姆渡遺  址發(fā)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、陶塤等。除了出土文物外，美術上的壁畫、浮雕等也  十分豐厚多量，我國新疆地區(qū)的庫車、吐魯番，甘肅的敦煌、麥積山，以及柬埔寨的吳  哥(Angkor)、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(Borobudur)遺址等都記錄了豐富的音樂歷史  資料。這里值得注意的還有，現(xiàn)藏于日本奈良正倉院的大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絲綢之  路樂器實物，從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，它們都是現(xiàn)在世界上  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。

(一)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

在亞洲的歷史文獻中，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。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(xiàn)  了甲骨文，春秋戰(zhàn)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。另外，從漢朝開始，在中國的史  料中，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為正統(tǒng)的、高學術價值的史料。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  馬遷首創(chuàng)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——《史記》為開端，形成了后來的“二十五史”，  被稱作正史。它以紀傳體編輯，體例上分為三大類：①以天子、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為  中心的“本紀”；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“志”；③重要人物的傳記，其身份從皇后到  奴隸兼有的“列傳”。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(shù)卷“樂志”(“音樂志”或“禮樂志”)。書  中對各王朝的音樂(主要是宮廷、國家、貴族、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)從歷史沿  革、音樂制度，到律學、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，但沒有樂譜。除此之外，敕撰書中還有  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“九通”，即《通典》(卷141-147樂典)、《通志》(卷49、50、64  為樂志)、《文獻通考》(卷128-148樂考)的“三通”與清乾隆時官修的《續(xù)通典》、《  清通典》、《續(xù)通志》、《清通志》、《續(xù)文獻通考》、《清朝文獻通考》六書，再加  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《清朝續(xù)文獻通考》，共為“十通”。此外，唐朝以后出現(xiàn)  了集歷代政治、經濟、藝術等之大成并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——北宋王溥的  《唐會要》(樂類共16個條目，32—34卷)、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《宋會要輯稿》(樂類4  2—44卷)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。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，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為細致  ，史料也甚豐厚，使用上十分便利。在上述的史籍中《通典》(唐)、《文獻通考》(元)  、《唐會要》(五代)等與“二十五史”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。其次，除上述  的正史外，春秋戰(zhàn)國以來還出現(xiàn)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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